作者：迈克尔·里弗斯（Michael Reeves）
福音派基督徒普遍反对把福音书“去神话化”（demythologization），例如，他们反对将耶稣的复活解释为对新生命原则的神话式比喻。福音派强烈主张复活的历史性至关重要。然而，一旦论及圣经人物亚当和夏娃，他们却往往更愿意视之为神话或象征。
本文的目的简单明了。我想要说明：对基督徒而言，相信亚当是一个历史人物、是全人类的祖先，这并非字面解经者的吹毛求疵，而是符合圣经的，神学上也是必要的。
亚当是历史人物
创世记第5章、历代志上第1章及路加福音第3章记载的家谱均追溯至首位父亲亚当——尽管圣经家谱有时出于种种原因略去人物姓名，但从未添加虚构或神话人物。耶稣教导婚姻真理（太19:4-6），或犹大在犹大书第14节提到亚当时，并未特别说明什么来表示说亚当并不是历史人物，他们并不认为亚当与其他旧约人物有所区别。保罗谈到“先造的是亚当”、“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林前11:8-9；提前2:11-14）时，也必须假设创世记第2章记载了历史事实。如果他意指亚当和夏娃不过是神话象征，代表了男人先于女人存在的永恒真理，那么他的论证就成了胡言乱语。
神学必要性
不仅保罗的语言表明，他相信历史性的亚当，他的整个观点都建立在此基础之上。如果他将历史人物（基督）与神话或象征人物（亚当）进行对比，那么他的逻辑便无法成立。如果亚当和他的罪不过是象征，历史性的补赎自然毫无必要；消除神话性的堕落，仅需神话性的补赎。如果亚当只是神话，那么基督倒不如单单成为神圣宽恕与新生的象征——这样逻辑还更通顺。然而，保罗的故事里，罪、过犯和死进入了受造界，这是一个历史性问题，需要历史性的解决方案。
挪走亚当犯罪的历史性问题不仅将导致十字架与复活的历史性解决方案不合逻辑，更会使保罗的福音面目全非。罪与恶从何而来？若它们不是一人悖逆的结果，那么似乎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罪事先存在，而恶是神造物的组成部分；要么罪是个人主义的，几乎从无到有由各人带入世界。前者的一元或二元论否认了良善的造物主和其美好的造物，这显然不属于基督教的立场；后者近乎伯拉纠主义，即好人因模仿亚当而犯罪（并以此类推，因模仿基督而称义）。
历史性亚当在保罗神学中居基础性地位，第二个例证来自哥林多前书15:21-22及45-49。保罗再次揭示了一组严密的对照：死因首先的人亚当而来，第二亚当或末后的人基督则带来新生。再一次，保罗用描述基督的方式描述亚当；再一次，他将亚当视为死亡的开端，而将基督视为生命的源泉。
亚当是人类的“头”
针对亚当与其他人类关系的争论总是趋于回归奥古斯丁与伯拉纠之间的长久论战。伯拉纠并未质疑亚当与其他人类间的血缘联系，但他认为，这一联系与救恩几乎完全无关。根据伯拉纠的说法，救赎与诅咒自始至终由个人决定：一个人受诅咒，并非因其潜在地连于亚当，而是因其模仿亚当犯罪；同理，一个人得救，并非因其潜在地连于基督，而是因其模仿基督行义。换言之，救赎和诅咒不在于一个人是否获得与亚当或基督相同的身份，而在于一个人希望分享何种命运——亚当的或基督的，并做出相应模仿。奥古斯丁回应道，首先这根本无法与罗马书5:12-21互相协调。罗马书指出，众人因亚当的罪而被定罪，因基督的义而被称义。根据奥古斯丁对保罗书信的理解，神通过两人处理全人类的问题：亚当——首先的人、人类的头；基督——神新造的人中的首位和头领。
为何亚当的身份及其与他人关系的问题会不断回归奥古斯丁-伯拉纠论战？原因似乎有二：（1）该论题十分基础，不可避免，因为它代表了基督教福音与另一套理论间的分歧，后者采用完全不同的方式处理神与救恩；（2）即使是最复杂的现代构想，也仍未脱离该辩论的基调。例如，有人认为亚当和夏娃实际上是一群（可能是新石器时代的）人的象征。罪在其中出现，并蔓延至全人类。此处，伯拉纠主义的问题被简单地从大部分人类转移到了少数原始人身上，这些原始人生活的时代是如此古早，以致前述问题看似可以忽略不计。
奥古斯丁-伯拉纠论战的基础似乎很难回避。否认亚当是决定人类命运的“头”，便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导向对个体命运的个人主义解释。个人自觉自主的程度越大，就越倾向于将基督视为榜样而非救主。
结论：历史性亚当至关重要
当神学教义脱离历史的束缚，它们总是更容易与其他数据和意识形态互相协调。而且，许多教义显然在本质上与历史上的基督教并无直接联系。
我的论点是：亚当的身份，及其作为人类肉身始祖的角色，并非随意可丢弃的教义。亚当的历史现实性作为重要的手段，保证了基督教对于罪和恶的解释以及对于上帝的理解，也维护了道成肉身、十字架与复活的基本原理。亚当是全人类肉身的始祖，这一点显示了神在亚当中给我们定罪的公义（由此及彼，神在基督里救赎我们的公义），也保护了道成肉身的逻辑链条。若有人别出心裁地解释前述两项信念，必然导致极为严重的后果。
— 节录自《亚当是首先的人——这一点重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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